记得小时候还是普通的小孩，怕老鼠，怕蟑螂，过年天天吃好吃的，打牌，玩游戏，看动画就高兴得不得了。长大之后反而变得倔强，六七年过年都不曾回家。其中还有一年是在北京，钱包里只有十几块钱，孤独地一个人啃着四分之一只冷的烤鸭，围着电脑看春晚，躺在一张气垫床上度过的，那大概是我人生的最低点了。之后，笃信着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我便发誓说任何节日对我再无任何的意义，私人的，或公共的。幻想着要是没有情绪该多好，偏偏却是个情感过剩的胖子，咬一口脆脆甜甜的烤鸭皮就能激动得掉眼泪，呷一口故乡的苦丁茶就能半天打不起精神的感伤。只好说更多不知轻重的话，仿佛就能大大方方地生活在语言编制的牢笼里了一样。理想中的我自己，没有情绪，只会一往无前地做重要的事。现实中的自己，却懒惰任性，任凭感情泛滥还不知检点。

记得在我人生最低点的那年除夕，在凌晨的几点钟，有朋友捎了一个饭盒过来，里面有五六个饺子，两根香肠。